​《益州名画录》曾记录这样一个传奇故事。五代有位画家，他奉皇帝之命，在蜀宫的一个殿壁上画六只不同姿态的仙鹤，栩栩如生，甚至吸引真的仙鹤到壁前活动。有一次更是离奇，他又曾在八封殿壁上画花竹雉鸡，结果这写动物直接在墙上活动了起来，当时皇帝行猎的白鹰猛然间向壁间扑啄。可以说这两则故事确实很离奇，多多少少也有夸张的成分，但是这位画家的画作我们今天拿来看，绝对可以秒杀大部分照相机！这位画家就是黄荃。

我们先来简单了解一下花鸟画的历史。在中唐，花鸟画已经形成了独立的一门画科，但真正达到艺术的顶峰却是在五代时期。而宋代的花鸟画有更加广阔的社会心理背景，它不仅陶冶文人士大夫的情操，更是成为了帝王贵戚乃至市民各阶层的审美标准。至今我们所知道的两宋时期的宫廷画家众多，当时流传着“黄家富贵、徐熙野逸”的说法，说明黄徐画风的影响很大。

黄家富贵”又称“黄筌画派”、“黄派”。在中国花鸟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，它是五代花鸟画两大流派之一，成熟于五代西蜀的黄筌。黄筌（约公元903—965年），字要叔，五代西蜀画家，成都人。17岁时即以画供奉内廷，曾任翰林待诏，主持翰林图画院，又任如京副使。擅山水、人物、龙水、松石，尤精花鸟草虫，师法李踦、孙位，对刁光胤的花鸟画师法尤深，并加增损，创出一种新的风格。其花鸟画重视观察体会花鸟的形态习性，所画翎毛昆虫，形象逼真，手法细致工整，色彩富丽典雅。因他长期供奉内廷，所画多为珍禽瑞鸟，奇花异石，画风工整富丽，反映了宫廷的欣赏趣味，被宋人称为“黄家富贵”。

黄派光大于宋初的黄居寀、黄居宝等，黄居宷有《山鹧棘雀图》传世。黄居宷工山水、人物，尤擅长花鸟。其绘画风格对北宋前期的花鸟画创作产生了强烈的影响。黄筌才高技巧，善于取熔前人轻勾浓色的技法，独标高格，是深得统治阶层喜爱的御用画家。其子居寀、居宝承其家风，成为两宋时占统治地位的花鸟派别。黄派代表了晚唐、五代、宋初时西蜀和中原的画风，成为院体花鸟画的典型风格。入宋后，当时凡画花鸟无不以“黄家体制为准。

自宋代起，随类赋彩、色彩富丽是宫廷画家的共同追求。“黄家富贵”的这种富贵风格主要体现在设色上，色彩富丽、设色浓丽，不露墨痕。北宋政治家、科学家沈括在《梦溪笔谈》中说“诸黄画花，妙在赋色，用笔极轻细，殆不见墨迹，但以轻色染成，谓之写生”，就是这个含义。

在中国传统绘画中，画面中出现大量的朱红、石青、石绿等颜色，这些颜色构成了富贵吉祥的画面。一是因为在理学指导下的古人，尊重客观物象的本质，根据不同种类的物象使用不同的色彩；二是因为自古以来，这些颜色就被赋予了特殊意义，具有象征性。这两方面的原因共同形成了“随类赋彩”的结果。可见，中国画色彩的形成发展，既有哲学原因，又有社会存在原因。

“黄家富贵”追求大自然中花草静物的真实感和禽鸟活动的灵动感，用动静结合的表现方式描绘出自然界的勃勃生机，形成耐人寻味的艺术效果。黄筌作画时非常重视对真花真鸟的观察体验。为了捕捉到禽鸟活动时的生动微妙，他在家中饲养鹰、雀，每日进行观察揣摩。他用精工的画法，作画线条轻细、造型准确，形神毕肖、栩栩如生，力求刻画出事物的外在形体和内在生命力，骨气丰满、气韵生动。这就是格物精神所提倡的尊重客观事实、“格物”以“穷理”。

世有些人认为黄荃“真而不神”，徐熙“神而不真”，其实是基于元代以后文人画的审美趣味所做的评论，按照文人画的逻辑，凡精细缜密的画风都算“匠气”，不管如何逼真肖似，都够不上“有神”的标准，这未免是种过甚其辞的偏见。我们看黄荃画给他儿子黄居宝作为范本的《写生珍禽图》，画中的鸟，有静立，有飞翔，有觅食，形神兼备，富有情趣，耐人寻味。

例如，有两只麻雀，一老一小，相对而立。小雀铺张翅膀，我们似乎可以听到它的叫声，嗷嗷待哺。而那只老雀，低首而视，好像无食可喂，无可奈何。下面一只老龟，不紧不慢，目不斜视，不达目标，决不罢休，坚持到底，神气有趣。作品刻画的精细逼真形神兼备，是很令人赞叹的。

两宋的工笔花鸟画名家辈出，但都不出徐、黄的范围。黄居寀、徐崇嗣是传承家学不必说了。崔白、唐希雅、易元吉、赵昌、赵佶等人，究其技法，也没有多少差异，只是各凭其天资和学力，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而已。徐黄的画风影响了整个五代两宋，经元、明、清以迄于今，所谓“花鸟画传统技法”实际上就是徐、黄的“勾勒填彩”。